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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兩個月以來，非典型性肺炎的消息佔據了香港新聞的主要篇幅。我們每天都密切留意著疫情的變化，以作恰當的配合。教牧不到醫院探病，團契和小組暫停，參加崇拜要帶口罩。不但教會生活受到影響，我們的心情也因這疫疾所帶來的破壞而不安，甚至信心軟弱。有人譴責醫管局辦事不力，要求全體董事集體辭職。也有信徒主張「非典型性肺炎的災難是因自稱基督徒的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求籤所致，上帝因此降災懲罰香港」。我們不能否定這可能，正如我們不能提出這主張一樣，因為我們不是上帝，上帝也沒有明確的啟示我們。然而，值得我們思考的是，我們應該把問題焦點放在「罪惡引致災難」，還是「災難引致罪惡」之上呢？
從十四世紀中到十八世紀初，黑死病反復襲擊歐洲各國，造成近半歐洲人口死於這瘟疫。馬丁路德作為宗教改革領袖必須面對黑死病對教會和信徒所造成的衝擊。他的一位改革戰友Johann Hes就曾經向他徵詢如何面對恐怖瘟疫的意見。路德在1527年患重病中以公開信�o�o〈我們要否逃避死亡嗎？〉(Ob man vor dem Sterben fliehen moge) �o�o形式給他回信，在信中討論了兩個水火不容的主張。一說：死亡是上帝因為人的罪所施行的懲罰，因此，我們不應該逃亡，相反的要安靜地忍受。另一說：我們是可以逃亡的，特別是那些沒有職責的人。
路德雖不反對逃生，卻不表支持。他一方面表揚那些主張不逃者的信心，另一方面批評他們那種坐以待斃的心態和做法，即認定這是上帝給我們的懲罰，既是這樣，那就什麼都不用做，因為做也沒有用，只有消極地等候懲罰的結束。他認為這並非對上帝有信心，相反的是給上帝的試探。因為上帝為著我們的身體和健康已經給我們預備了療藥，也賜予了我們理性，我們應該使用上帝所賜與的克服死亡的威脅。因此，患病者應該服藥，受感染者應被隔離，康健者應該救助。他說，「既然基督為我流血捨命，我為什麼不能因他的緣故冒一點危險，勇敢的面對這軟弱無力的瘟疫？你（瘟疫）能恐嚇，基督能剛強；你能害命，基督能賜生；你有毒口，基督有解藥。」因此之故，路德給Hes最直接的答案是�o�o出於權利可逃亡，出於責任應留守。
路德不是「講就天下無敵，做就有心無力」的人，他選擇了「留守」。當黑死病襲擊他所在的威登堡(Wittenberg)時，除了路德和他的好友兼同工Johannes Bugenhagen之外，所有教授和學生都撤走了。路德認為，面對著這場瘟疫基督徒的責任是要展現基督的憐愛。「死亡就是死亡」，不論它是如何發生，它所引起的恐懼跟其他無異。而基督徒在恐懼中仍須遵守上帝的誡命，即在想到為自己逃生之前，應先為鄰舍盡義務。雖然他很擔心快要分娩的妻子，而他自己和一歲大的兒子Hans也曾受感染而病倒，他仍然堅信詩篇所記載的應許�o�o「上帝是我們的避難所和力量」，跟家人繼續照顧病患者，收容被遺棄的孤兒，把自己家用作臨時醫院。路德說：「我留下，是因為人民有無比的恐懼，然而，我們並不孤單，因為有基督在此，他在我們中間戰勝那古蛇、兇手……。」
是的，雖然路德沒有正面地回答黑死病是否上帝的懲罰，他卻相信這是魔鬼的遊戲。在黑死病的災難中，魔鬼不單放毒在空氣裏，他更使人在恐懼中絕望，失去信心。縱使生命得以保留，卻活在不安與不快當中。路德強調，這才是最大的危險，因為它使我們對上帝無信心，對人無愛心。
這一場非典型性肺炎的災難帶給香港人很多前所未有的經歷和體會。有人逃離陶大花園；診所拒絕為有高燒的病人診治；家居隔離者門前被淋消毒水；香港旅客被拒入境等等，都反映出人的軟弱，似乎恐懼己經戰勝了。雖不知是否因罪惡而要我們承受這災難，卻可以肯定這災難引致了很多罪惡。然而，當我們見到前線的醫護人員冒死地拯救非典型性肺炎病人；社會人仕的捐助；親友間的關懷，我們又深深地體會到上帝的憐愛，祂的同在，不禁讚嘆說「人間有情」。路德說得對，瘟疫是對我們個人和屬靈品格的考驗，我們應該勸告人民到教會聽道，學習上帝的話語，不單學習怎樣活，也要學習怎樣死。
（本文原刊登於二○○三年五月十一日的基督教周報第20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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